陈安康
摘要：有关《长恨歌》的主题思想研究，历来纷争不断。笔者比较倾向于双重主题说，即该诗同时具有“言情”与“讽谕”两个主题，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是诗人有意无意之间的自然选择。
关键词：长恨歌、双重主题、有意无意之间的选择
《长恨歌》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篇长篇叙事诗，是中唐叙事诗的典型代表。自问世以来，由于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关它的主题思想研究的论争持续不断，有爱情主题说；有讽谕主题说；也有爱情、讽谕双重主题说；甚至有多重主题，无主题说等观点。
笔者比较倾向于双重主题说，即该诗同时具有“言情”与“讽谕”两个主题，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是诗人有意无意之间的自然选择。
一、就诗人的创作动机而言，是为“情”而写的
李隆基和杨贵妃故事在当时家喻户晓，有着广泛的民间传说底本。白居易在与好友陈鸿、王质夫游览仙游寺，谈起李隆基和杨贵妃故事时“相与感叹”，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乐天因为《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这就明确无误地说明，白有感于令人唏嘘感叹的帝妃情事，并受朋友鼓励邀请而写作此诗的。这首《长恨歌》，一定程度上是对民间传说的一次艺术整理，填补了正史叙述的阙失。
而在该诗的创作过程中，白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个人的情感，对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的同情、嗟叹油然而生。白居易本人的爱情、婚姻并不幸福。其大多数是揭露批判现实的作品，以及表现农村下层妇女苦难生活与闺怨、宫怨的诗篇，专门表现爱情的作品并不多见。有《感情》诗一首表现诗人早年恋人“东邻女”对自己真挚而纯朴的爱情，想起了她赠履时的绵绵情话。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对有情人终不能结为眷属。其后来和贵族小组杨氏结婚，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这段伤心的感情经历成为他心中永远不能抹去的阴影。这位叫做湘灵的东邻女子成了诗人心中永远的感伤。在他的另外几首诗《长相思》（其一）中写到：“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其二：“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在语言方面，与其他众多揭露现实黑暗的讽谕诗所不同的是，作者在本诗中比较少见地运用了许多修辞手法，想象夸张的语言，相对华丽的辞藻，尤其是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神仙世界。如果不是这一题材的特殊性与朋友盛情邀诗的触发，白居易是不会写出这样一个与他一贯以通俗易懂、平白如话的语言风格讽刺揭露现实的创作主题不相同的长篇叙事诗的。因此，“写情”是该诗创作之源。
二、作者下笔处以“写情”入手，但主旨绝不是为歌颂爱情
由于《长恨歌》后半部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已成为千古名句，因此，有人坚定地认为《长恨歌》就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笔者认为诗人在诗的前半部分叙述中恰恰极尽皇家女色之欢的奢靡与重色误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帝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这种曝光式的现实描写与其说是赞美还不如说是揭露。正是前半部分的“极乐”描写反衬出后半部分的“极悲”，在烘托出独特审美效果的同时，让人自然地产生某种因果联想。繁华中孕育着覆亡，欢娱中蕴涵着伤悲。一个是帝王，一个是帝妃，他们的爱情婚姻当然也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其荣辱成败可以关系、左右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所以，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不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小悲剧，而且是昭示着国家动荡的大悲剧。
对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认识，历来都是叹息、深思的多，歌颂、赞美的少。这个从众多唐代诗人创作的许多宫怨诗中可以得到验证。如白居易创作于元和四年的《上阳白发人》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役使的残暴罪行。诗中对宫女饱含深切的同情，表现了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中写到：“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将控诉的矛头直指杨贵妃。再如白诗《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通过备受冷落的后宫嫔妃的悲惨命运抨击玄宗的荒淫与杨妃的专宠。当时对于唐玄宗的荒淫奢靡和杨贵妃恃宠弄权，可以说是朝野上下，民怨沸腾，所以在“马嵬兵变”中，哗变的官兵在杀了杨国忠后还不解气，必欲致杨贵妃于死地。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陈鸿《长恨歌传》云：“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于是一代国色天香的贵妃就在“君王掩面不忍看”的无奈中被拖出去缢死了。无论是大量宫怨诗对杨贵妃专宠的揭露，还是“马嵬兵变”中六军将士对杨氏的迁恨，都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帝妃之恋在有唐一代口碑颇不甚佳。而作为一个以“美刺”、“为君而作”为己任的诗人，怎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专门写诗讴歌赞美呢？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坚贞、专一等品质，而李隆基和杨贵妃情爱韵事显然并不具备这些特点。李隆基在宠爱的武惠妃去世后，郁郁寡欢，孤寂难耐，并没有陷入失去爱情的悲愁之中，而是在为物色不到新欢而烦心，“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陈鸿《长恨歌传》）当杨赐浴华清池后，“上甚悦”；第二年册为贵妃后，“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不仅如此，李还把杨的三位同样国色天香的姐姐也纳入后宫，分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这除了对色欲的贪婪占有外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董仲舒说：“人欲之谓情”。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是建立在美色欲望的基础之上的，它本身的忠贞度就值很得探讨？而杨玉环对唐玄宗的痴情也值得怀疑，在她与寿王李瑁恩爱度日的时候，她对眼前的生活也颇满意，那五年的婚后生活是极其恩爱的。只有在被唐玄宗勾引上以后，她那潜在的欲望——对荣华富贵、至上权力的欲望——才被空前地唤起。这个大她三十四岁的半老头子如果没有皇帝的光环笼罩，单凭李隆基的音律才华和非凡仪表未必能引起玉环的仰慕之情并持之以久。杨氏得宠后“叔父兄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穷尽鸡犬飞升后的跋扈气焰。从一定意义上讲，李隆基和杨贵妃二人的爱情就是一种“欲望”的结合，并没有多少纯洁感人的成分，当然不值得当时和后世人们的赞美歌颂了。白居易纵然“多于情”，但在文学上，他与元稹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因而说他专门写一篇歌颂李杨爱情的诗篇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三、就作者的一贯诗歌主张而言，讽谕的主题隐约可见
白居易在自己的诗集卷末题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一方面承认该诗的“言情”内涵，一方面又暗示其诗有“风人之情，美刺之旨”。从其一贯的政治主张与诗歌创作理论来看，完全剔除“讽谕”的成分反而变得不合情理。
“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白诗歌主张的要点。他做过一段时间的谏官，“有阙必规，有违必谏”；作为一个诗人，他把诗歌也当作向皇帝进谏的形式。“为君而作”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诗歌目的之一。他在《采诗官》中写到：“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长恨歌》的创作时间是公元806年，新登基的皇帝是唐宪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后世把他与太宗、玄宗相提并论。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励精图治雄心的新皇帝，白对其寄寓了很大的期望的，所以不排除诗人借此向新皇帝讽谏的动机。
同时，白居易也是一位热情拥护改革弊政、振兴图强的革新主义者。在他看来，为君与为民是统一的，没有矛盾的。《新乐府》里有不少为民请命的诗篇，有的甚至很激烈。他更希望藉此引起皇帝的注意，实行“仁政”。他说“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他主张抑兼并，轻赋敛，节用爱民，以利万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他认为只要皇帝体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摆脱危机，巩固统治。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张。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封建的政治、教化服务，诗歌要维护封建政教，要讽谕美刺，要止乎礼义。《长恨歌》不可回避地贯彻了这种诗道精神。
四、有意无意间的选择，使双重主题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长恨歌》既不是一首爱情颂歌，也不是一首单纯的讽谕诗。它是以“言情”入手，以“讽谏”贯之，两个主题交融糅合，浑然一体的优秀叙事诗。“长恨”的主题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作者对大唐繁荣强盛时代的深深眷恋，这个“恨”字既有“遗憾”、“惋惜”的意思，也有“悔恨”、“怨恨”的含义；既有李杨二人的情殇之恨，也有大唐盛世的国殇之恨。
白居易素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就是强调诗歌参与社会政治现实的意义。其对诗歌内容真实性的要求甚至达到了“核实”的地步，“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这种对内容真实性的过度苛求，甚至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而在主观上，他有着明确的“为君而作”的写作目的，使诗歌成为不同于奏章形式却能达到奏章效果的实用文体。他在《与杨虞卿书》中说：“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这种主观创作意识必然渗透于作者的所有作品中，更不要说这篇专以皇帝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了。作者在做这场爱情悲剧的记录者，正如他在用新乐府诗记录民生疾苦一样，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为君、为民、为事而作”的写作意图，其讽谕意义自然显现。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这四类诗中，诗人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而这首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则被他归入“感伤”诗一类。这正好说明作者自己并不太在意此类作品，他在创作《长恨歌》时的态度是率性自然、完全自由的，主观上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讽谕”、“歌颂”等主题预设，只能是“诱于一时一物”的触及而才思奔涌，一发不可遏止，于有意无意间完成了“言情”、“讽谕”主题的自然融入。正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才形成了双重主题彼此隐现、交相辉映的奇异效果，营造了极高的审美效果，为后世留下了品赏不尽的精神美餐。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
［2］马辰仁等.唐诗三百首评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
［3］李建国.《长恨歌》诗旨诗艺新说［J］.写作,2004,10.
陈安康，男，河南固始人，汉族，影评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武警退役警官，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发表《感受英雄，体味人生》、《仁者不忧》、《秋霜白胜雪，杨花似含愁》、《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影评和诗歌70余篇。2009年、2011年获全国影评征文一等奖。
